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、检察权方面，受到较多的牵制，独立性不强、中立性不够，是这个问题的重要表现。为此，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，探索建立省级以下法院、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新体制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建立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、检察权的司法体制，才是这次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，也是决定改革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。中央要求从法官、检察官的提名任免、工资福利待遇安排，到司法机构运行的物质、经费保障等，努力消除地方权力对司法权行使的影响乃至不当干预。应该说，这是一项非常正确也是十分紧迫的改革内容，需要付出坚定的努力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改革还必须调整司法机构的内部机制，改变“审者不判，判者不审”等审判分离和司法责任制难以落实到位的局面。为此，中央要求通过审判机制和人员配置的优化改革，扭转现有司法机构内部管理过度“行政化”及领导权力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左右案件审理、裁判的现象。

　　现在，人们不断强调，在我国，司法权就是一项国家事权，各级司法机关虽然地处地方，在各个地方办理案件，但执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法律。如果人财物都不独立，不能彻底摆脱地方的控制、依赖和影响，那么，这些司法机关就大有成为“地方的法院”、“地方的检察院”的可能，案件裁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就难以避免，司法的客观、公正价值必然要落空。

　　因此，通过顶层设计，去除地方利益和权力控制这张长期以来罩在司法活动上的网罩，让它们尽快从地方的各种利益纠缠中独立出来，就显得十分迫切。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这一体制性改革的进展，依然很不平衡，受到较多的牵扯，甚至在具体实践中，还受到较多的制约，仍然需要统一思想，加速立法的进展，不断加以推动。

　　比如，按照正在试点的省级司法机关改革单位的做法，法官、检察官的提名权已经逐步上收，对院长、检察长的考察、提名，也由原来的区县一级，提升至地市一级党委，而副厅级以上级别的院领导，仍然属于“省管干部”，统一由省委组织部考察、省委常委会研究确定。

　　这一做法既坚持了“党管干部”的原则，又上收了人事提名权，但由于院长、检察长和法官、检察官的任免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，在现行地方人大代表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，对他们的法定任免还是在地市甚至区县一级人大，完全“脱离地方”显得很不现实，也与现行法律背离。

　　至于法院、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收入、财物摆脱地方财政，从目前试点情况看，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探索。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或者一些经济特区，地方政府每年都给当地公务员一笔不小的“津贴”、“补贴”，改革后的法官、检察官是不是可以同等享受，经费是不是由省级财政部门统筹划拨，恐怕都是一个既关系到司法机关能否真正独立于地方，又涉及司法从业人员切身经济待遇的问题。

　　除了外部体制之外，司法机关内部削弱过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改革，也在各地的试点工作同步进行。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，法院的院长、副院长甚至一些业务庭庭长，大都不再亲自审案，却可以对案件进行指挥，对裁决发号施令。一些年轻法官的职业目标也出现了严重偏差，他们在一线岗位努力办案的目标，其实是为了将来当上庭长、处长、主任、副院长、院长，不再亲自办案。

　　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行政化结构及行政职级与福利待遇挂钩的机制，司法机构内部的“官本位”思想同样浓厚，“一辈子在办案”甚至成了对一个法官、检察官的负面评语，司法人员的职业化、专业化建设都成了问题。

　　司法改革必须内外兼修，既要改外部体制，使司法权不受地方影响和干预，也要内调结构，让司法职能回归本源。从目前情况看，“审者不判、判者不审”的状态已有所改变，法官、检察官的依法独立办案权力得到了扩大、保障，司法机关各级领导对具体案件的权限也受到了控制。不过，司法机关现实中的工作职能与司法机构的职责，依然不相匹配。法院、检察院的功能设置、部门建制、人员配备及其职能安排，还像似一个大而全的“小社会”。

　　我认为，深化司法改革“去行政化”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必须识大局、明目标，根据中央“探索法院、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权与审判权、检察权相分离”的要求，逐步剥离法院、检察院现有的行政杂务，下决心进行综合性配套机构及职能的改革，让专业、优秀的法官和检察官留在司法机关，使他们专业对口、专心致志，回归依法独立办案的本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