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9月，国务院发布了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，将大数据应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。在法律领域，大数据也有很多可挖掘、可利用、可产生价值的地方。

　　首先，法律大数据可以为司改决策提供数据支持。

　　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四中全会提出要设跨行政区划的法院，希望破除地方保护问题。问题在于，跨行政区划的案件，就一定会受到地方干预吗？有过数据支持吗？

　　我们律所对目前已经公开的1800多万篇裁判文书，进行了大数据分析。在提取出跨区域案件数量、跨行政区划打官司的一方是否败诉、败诉率是否高于同一区域同类型案件等数据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建立模型，分析跨行政区划的案件是否有地方保护的情况存在。

　　未来，只要把每年千万级的案件数据放入数据模型中进行计算，就可以实时监控跨行政区划案件是否有地方保护的情况存在。

　　其次，法律大数据可以帮助解决司改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。

　　比如说老生常谈的“案多人少”问题。不依靠技术手段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。

　　“无讼”团队的程序员们正在研发相关产品，通过对裁判文书中的“大数据”进行提炼、分析，可以智能、精准地为法官推送与在办案件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、相似案件的裁判文书等信息，在线自动生成文书模板，最大限度减少法官的工作量。

　　再次，法律大数据可以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司法改革。

　　一个个数据本身艰深、枯燥，但是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，普通民众也能轻松读懂。

　　设想一下，如果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，勾画出中国法治地图，那么，整个中国的法治现状，就可以一目了然地展现给社会公众。在这样的思路下，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的地图，实时展现全国各地的裁判文书公开情况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也看到，要形成这样的法律大数据，还面临着一些困难。

　　为了促进法律大数据的形成，推动司法改革进程，我提出以下三个建议：

　　第一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采集数据。

　　法律大数据产生于法律人的日常工作中，法官、检察官每触动一下鼠标、敲击一次键盘，都是在生产司法数据。这样的数据，完全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进行采集。

　　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律师行业信息化的投入，更好地提供采集数据的基础。

　　我们现有的技术水平，可以将一篇裁判文书拆解为若干数据段，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数据。这种技术也可以挖掘律师代理词、辩护词等文书中蕴含的大量数据。未来随着智能语言分析技术的发展，甚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广泛应用，数据采集、挖掘的能力，还会得到进一步增强。

　　第二，实现司法数据的全面开放。

　　司法机关也应当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，把整个司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书全部公开。司法系统内部各部门、各条线间的数据，也应该全部贯通，形成完整的法律大数据资源。

　　第三，鼓励、引导社会充分利用法律大数据。

　　法律大数据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，民间的创新力量也可以在它的利用上，发挥重要作用。最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改版，受到了法律界的交口称赞，这实际上是在民间先行探索的基础上，采各家之长的成果。

　　再比如，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的“律师分级制度”争议极大，但其实，只要司法行政机关开放所有的律师行业信息，这件事情完全可以依靠民间力量和市场调节机制，更好地完成。

　　我们的“无讼”团队已经尝试用大数据的方法，为律师提供在互联网上的虚拟身份，生成“律师名片”，为更客观的律师评价提供基础。如果未来的法律大数据更加全面完整，不仅“律师名片”可以更详实、客观，“法官名片”“检察官名片”也可以应运而生。

　　期待未来法律大数据的采集、挖掘、分析等相关技术，运用到司法实践中来，更好地帮助发现司法工作中的关键问题，找出有效对策，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司法公信力，构建一个法官、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相互支持、彼此信任的法律生态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