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1月22日，星期三，是农历腊月二十二，距离中国传统的春节还有9天。这天天气晴好，冬日里难得一现的暖阳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上午9点左右，我们一行4人从县城出发，怀揣建始法院新一轮“三万”（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）工作组的嘱托和一份真情，前往高坪镇麻布溪村、赤沙地村和干沟村慰问困难党员及村民。

车在土苗山寨间穿行，虽然很少看到杀猪宰羊的忙碌场景，但传统大节来临前的那种特殊氛围，犹如冬晨的薄雾一样弥漫在空气中，随处都能感受得到。到年关了，村干部们很忙，当我们到达干沟村委会时，并没见到预约好的村支书，被告知他到镇里去了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赤沙地村委会的谭主任在镇政府办完事后赶来了。我们稍事商量，决定由谭主任带路，从赤沙地村距离最远的一户开始慰问。

通村的公路虽然大多已实现了硬化，但依然不能改变山村公路弯多、坡陡、路窄的基本特点，到组、入户的路就别提了，除了兼具这些特点外，路面基本上都是坑洼不平。一路颠簸后，我们来到了村民黄某荣家。我们从谭主任口中得知，黄某荣是他们村的特困户。由于他自幼患有智障，加之体质不好，只能干些散碎活，家境十分贫寒，直到中年才娶妻生女，而其身有残疾的妻子也已病故，女儿正在县职业高中读书。如今，黄某荣主要靠打零工养活自己，女儿学费免交，其生活费则依靠农村低保、社会救济和好心人的帮助。我们听完谭主任的介绍，已然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到黄某荣家看到的情景，还是有些令人意外：一间破旧的瓦房，土砖坯垒成的墙体已是斑驳陆离，屋顶上的瓦因陈旧而变得灰黑，这一切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我们简单的寒暄后，将300元慰问金递给他，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。

上车后，谭主任告诉我们下一个目的地，是去看望一位80岁高龄的老党员。他说，这个女党员在青壮年时期很能干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的“大集体”时代，特别能吃苦耐劳，大有“女铁人”的风采，发挥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，是村民们敬重的榜样。后来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和形势的不断变化，她仍然热情不减，依旧积极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，贡献着一个老党员的余热。近几年中，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逝，不仅给她带来了非常沉重的精神打击，而且使她的基本生活保障受到了极大影响，即使如此，她也不伸手向组织要照顾，还坚持亲自把党费送到村支书手中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心中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。当我们见到她时，她正在自家屋前晒太阳，精神面貌和身体状态看上去还不错。我们对她表明来意后，恭恭敬敬递上慰问金，满怀虔诚地祝福她生活幸福，健康长寿。

一天下来，我们共为14户困难党员和村民送去了慰问金。回到院机关，已是傍晚时分。虽然没感到累，但我心里却五味杂陈，有写点什么的冲动，却许久无从下笔。我是地道的农家子弟，出生于60年代初，自幼生活在农村，亲身经历了过去那段异常艰辛的岁月，亲口品尝了贫困的真实滋味，真切体验了贫困的真正涵义。如今，我们鄂西南山区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绝大多数农民再也不必为温饱发愁，一部分农民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只有极少数家庭因种种原因尚未脱贫，根除贫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
最近，在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我看到几则关于公务员工资问题的信息，我觉得很值得玩味。

有报道称，全国政协委员何久香提交了一份关于给公务员（重点是基层公务员）涨工资的提案，结果引来2万多网民跟帖，并招致一片“铺天盖地的骂声”。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，原本是其依法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最重要方式之一，网民们何来骂他的权力？这一骂，是对民主最大的亵渎。我猜想，骂的原因不外乎是受了“公务员工资已经够高了，而且还有灰色收入”的误导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是显失客观公允的。诚然，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贪腐行为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但这绝不是公务员队伍的主流，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；极少数公务员确实捞到了可观的“灰色收入”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而绝大多数公务员尤其是身处基层的普通公务员，是不可能有“灰色收入”的，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。很显然，让绝大多数廉洁奉公的公务员，为极少数违纪违法的害群之马来“背黑锅”、背骂名，这是决不应该的，更是极不公平的。

另据报道，在谈到公务员是否该涨工资时，孟学农笑称：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，可以“下海”去畅游。说得何等的轻松惬意啊，还带点黑色幽默呢。他同时自爆：我是正部级，月工资2万多，每年收入20多万（难怪这么有底气，他可能不知道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年收入仅3-4万元或更低）。他似乎也忘了一点，公务员工资的高低与否，是个客观事实问题，涨和不涨，是个决策问题，而“觉得”则纯属主观认识方面的事情，他在悄然间偷换了概念，难免有糊弄大众和媒体之嫌。他这番话，好像还存在常识性问题。其一是，对年龄较大（比如50岁以上）的公务员而言，当他（她）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献给了所从事的公务事业之后，就算他（她）们真的“觉得”收入不够高，你凭什么要求他（她）们“下海”去畅游？其二是，对身在普通岗位的大多数公务员而言，他（她）们在工作期间，既不可能积攒足够的物质资本，又不可能积累相应的人脉资源，也无法直接获取相关的从商经验，他（她）们凭借什么去“下海”？贸然“下海”后不被“淹死”已是万幸，还能“畅游”乎？他自嘲为公务员之“公敌”，不知是高估了自己言论的影响力，还是为博取掌声抑或同情，我不敢妄加揣测。

同样就公务员待遇问题，广东大学生村官冼润霞面对习总书记的关切询问，坦言还“不到保姆工资的一半”。她敢对总书记讲真话，颇为难能可贵。因为这能让最高领导人从不同的层面更好地了解到实情，有利于最高层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。这是许多人想做而不能做、或者没有机会做的事情。

说了这么多有关公务员工资的事情，或许会让人觉得我一定是对自己的待遇不满，甚或是“愤青”一族。我要说一句“非也”。其实，如果撇开公务员这个社会身份，单从自然人的角度看，任何人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付出，来实现物质上的富足、精神上的充实、生活上的幸福，都是无可厚非的，更是无可指责的。至于公务员工资涨与不涨、该不该涨，各种声音，但听无妨，只要合乎实情、顺乎民意就行。如果马上就涨，我辈自当拍手相庆，假设暂时不涨，吾等定然翘首以盼。

在此，我也晒晒自己的工资清单：职务工资430元、级别岗位工资847元、艰苦地区津贴260元、地方津贴926元、岗位执勤津贴240元、93年工改保留津贴24.5元，合计实发2727.50元。我1984年7月专科毕业后参加工作，1995年考入建始县法院，1997年转正定级为科员，2008年晋升为副主任科员，2009年明确为实职副科级干部。坦然地讲，我从农家子弟成为副科级干部，我很知足，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和一众亲属们，都是农民；对现在这份稳定的收入，我也很知足，因为我没有民工们那样的奔波和劳苦，也没有下岗职工们那样的失落和不安，更不必像贫困群体那样为生计而发愁。基于此，我时常心怀感激，常存感恩之念，感恩生活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