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初，伴随着春天轻快的脚步，已经离开学校几年、成为“准劳动力”的我，却再次背起书包走进教室，成了一名初二年级的复读生。

那时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才一年多，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，远远无法和现在相比，特别是在我家乡这样偏远的山区农村，还没多少人能意识到读书的好处。倒不是我的父母有什么远见卓识，要刻意培养我，我能重拾书包，也有点偶然。记得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，一位以前的初中老师突然来到我家，对我父母说，今年县里的一中要在全县招生，让我去复读一学期试试。父母想，虽然我已经十六岁多了，但也没指望靠我挣“工分”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最多就是浪费半年时间，试就试吧，就这样给了我再进校门的机会。在这里，有必要对“工分”作个简要说明。在我国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前，农村都是以“生产队”（即现在的村民小组）为基本单元、以“大集体”的模式存在。对参加集体劳动的村民（那时叫“社员”），根据其劳动能力强弱、劳动强度大小、劳动态度好坏等，每劳动一天，记7-10分不等的分值，即为“工分”，以此作为平时分配口粮、实物和年终兑发现金的主要依据，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收入来源。

我就读的学校，位于临村的一个小山包上，离家大约有3公里山路。当时还没有“寄宿制”学校，学生和大部分老师都是早去晚归。离校较远的学生，上学时得备好土豆、红薯之类或现成的饭菜，中午在教师食堂去热一热，权作午餐。我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崎岖蜿蜒的小路，但觉得比起干那些繁重的农活要轻松多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时候农村的学校大多“长”得差不多：规模不大的小学，就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低矮瓦房，房前是一个坑洼不平的小操场；规模稍微大、条件稍好的初中，则有两至三栋略大些的瓦房，布局或呈“等号”状，或为“品”字形，中间是较大的操场，还有简易的篮球架、单杠什么的。我所在的学校，应该算规模较大的了，小学、初中同校，校舍是“等号”状的，集教师办公室、寝室和教室于一体；操场不太大，也不太平整，久晴则尘土飞扬，久雨则泥水四溢，却是我们课间嬉戏打闹的乐园。

我出生于1962年7月，1969年开始上小学（当时是五年制的）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如火如荼的阶段，到初中毕业时（时为二年制），恰逢“文革”结束。在那个孔夫子饱受批判、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被肆意曲解、知识被视为“越多越反动”的荒唐时代，教育也和其他行业一样，早已远离了正常的轨道。当时农村教育的“普及”程度似乎很高，几乎村村有小学，稍大的村还有初中，一个乡镇就有一所甚至几所高中，貌似一派繁荣景象，但办学条件十分简陋，师资质量普遍低下，老师大多是高中乃至初中毕业的“民办教师”，鲜有正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教学理念上，虽然倡导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全面发展，但实际上只重“德”（这在任何时候都正确）与“劳”。在读初中的两年里，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农家子弟，一门主要的“课程”就是“支农”--由学校组织，以班为单位到某个“生产队”去，然后分散到农户家里，跟我们父辈一样的村民们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，虽然我们距离“知识青年”这样的称谓还很遥远，但先得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读书识字学文化，充其量算是“副产品”而已。

事情还得回到我复读上来。在班上，我年龄较大，又是“炒现饭”，其实我那时的真实文化程度，还达不到现在正常的小学毕业生水准。尤其是数学，除了会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，根本不知道“方程、函数、几何”等为何物，听老师讲课像“听天书”，学起来特别费力。好在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参加完升学考试后，就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，回到家中，悠哉乐哉地帮父母干些放牛、喂猪一类的杂活。

大约一个多月后，在我没有抱任何希望的时候，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却不期而至，已经十七岁的我，有幸成了本地“最高学府”的一名新生。听父亲说，在我之前，全村没几个在一中念过书的人，我不禁心生向往。

当年秋天，我来到县一中报名，走进学校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大、好漂亮。在这之前，我在农村从未见过条件这么好的学校：大大的操场十分平整、结实，在一条用砂石铺成的环形跑道中间，有一个绿绿的大草坪（起初不知那叫足球场），跑道周边，分布着几个用水泥磨面的篮球场，场边还有单杠、双杆等设施；再往外，就是由教学楼、教师办公楼和宿舍楼组成的楼群，大多为两至三层，有楼房，也有平房，楼和场边的空地上，栽种着高大的树木和一些娇小的花草。整个校园显得大气而安静，我心想，这真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

我们班的男生住在一栋两层石木结构的楼房里，楼上住学生，楼下是单身或外地教师的寝室。木质的楼板踩上去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如果在上面跳或跑，则会“咚咚”作响。这当然也有它的好处，那就是自然约束了我们在寝室的行为--如果响声太大，楼下的班主任老师就会应声而至。木制的学生床高约1.5米，长约1.8米，宽约0.8米，为上下两层，床板也是木质的。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住着30-40人，显得很拥挤，也没有降温和取暖等设施。而这些对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来说，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困难，因为这已经比自家的环境和条件好多了。

在当时，虽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已经确立并在实施，但“文革”给国家带来的深深创伤，却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治愈。最为直观的反映在百姓生活上的，就是各种物资相当匮乏，国家只能以供应或“专卖”的方式来应对。比如粮食，则由粮食局及其下属的粮店独家经营，而且要根据性别、年龄、职业等不同因素，定量供应给“非农业人口”，必须持户口本才能买到粮食，其他市场上是买不到的。像我这样的“农业人口”的学生，得从自己家里带粮食，然后交到学校，换成等额的“饭票”，再凭“饭票”在学校食堂买饭吃。我们那一届学生约500来人，其中八成左右属“农业人口”，而我们地处鄂西南山区，许多地方不出产稻谷，学生交到学校的粮食，大多是玉米、小麦之类，很少有大米。所以我们学生食堂，就以玉米粉蒸成的饭为主（又叫“包谷饭”，被平原人戏称为“满口钻”），偶有馒头供应；菜则以土豆、白菜、包菜等为主，难得见到几星油花，如果能吃到番茄鸡蛋汤，那就相当享受了。这样的生活，使我们这群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高中生，常常有饥饿难耐之感。因而，教师食堂里那白花花的大米饭，还有那时不时飘来的阵阵肉香，对我充满了诱惑，让我垂涎欲滴，苦于囊中羞涩，我只好“顶住”。

在县一中读书期间，我始终是个“半边把式”：数学太差，成绩在30分上下徘徊；英语除了26个字母外，没有几个单词能“认识”我；仅靠语文还过得去，带动政史地，撑起了“半壁江山”。还在我读初中时，就以作文“写得好”而“闻名全校”。说起来，我是占了“大集体”的“便宜”。由于父亲念过两年“私塾”，算是略通文墨，便担任着“生产队”的会计，捎带保管着当时村民最为重要的“精神食粮”--《人民日报》，便于组织学习。在当年，没有电视、电脑、网络和手机，农村要获取外界信息，就靠看报纸和听广播；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“文化作品”，除了“毛选”、课本和“连环画”册以外，就只有报纸了。这样，我比一般的农村孩子多了一份“优越”，几乎可以天天看报，而且是最高规格的党报。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比我大七岁的姐姐，嫁了个爱看小说的姐夫。也不知道姐夫从哪儿，断断续续地弄来一些残缺不全小说，我隐约记得有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欧阳海》和一两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大半本《红楼梦》。这些书让我如获至宝、如痴如醉、爱不释手。我便把从报纸上和小说里看到的句子或段子，稍加改变或直接“搬到”作文里，有时还用上几个成语（不管是否恰当），作文自然就比同学们要“写得好”。尽管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鉴，也不算原原本本的抄袭，但对我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，确实有很大帮助，也使我受益匪浅。为此，我颇得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偏爱，在并未表现出组织和领导才干的情况下，被“提拔”为班上的“一把手”--班长。

198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寒风凛冽，大雪飘飞，学校组织全体师生收听公审“四人帮”广播。在这以前，我耳濡目染的是批判和批斗，“审判”这词还是第一次听说（我当然无法预料，十多年后自己会与之结缘并成为终身职业），但我对此毫无兴趣。那时，张瑜版的《庐山恋》正在县电影院热映，恰是我梦寐以求的影片。借不上晚自习的难得之机，身为班长的我，大起胆子“率先垂范”，邀了几个同学偷偷溜出校门，跑到电影院去了。回到学校，班主任早已“恭候”我们多时，那一顿狠批，自不在话下。《庐山恋》是我看的第一部爱情题材的电影，虽然片中并无现今影视剧中这般热辣甚至裸露的镜头，但“爱情片”这样的字眼，对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毛头小子，已经具有足够的“杀伤力”了。顺带说一句，当时，我们班的男女生之间互不讲话、互不搭理，几乎到了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地步，现在老师们普遍担心的学生恋爱问题，还真没发生过。至于有某人暗恋着某个同学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还是说电影的事儿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看了无数遍的露天电影，诸如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等等，不是战争题材，就是“样板戏”，“爱情片”别说看，听都没听过。实在抵挡不住好奇心的驱使，才有了如此敢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的举动。

我是那种天资本平庸，勤奋又不够，还爱调点皮，成绩不好也不差的学生。1981年7月7日，我走进了高考考场，最终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，算是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。

过去，当我看到“光阴似箭，如月如梭”这样的句子时，总觉得作者太过夸张，现在方感可信。好像只在转眼间，三十多年已悄然逝去，岁月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,而中学时代的那些事，却恍如眼前。我和那些同龄人一样，遭遇了“文革”的中后期，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初始期，既有贫苦、有困惑、有辛酸，又充满活力、充满希望、充满快乐。我觉得，自己是幸运的。“昨天”尽管是五味杂陈，但值得回味和咀嚼，或能从中获取些许教益，只是已然不可改变，无任何重来的可能；“今天”也许要日夜兼程，既然拥有就当珍惜，不断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还能竭力谋求变化，有大把再来的机会；“明天”可能是阳光明媚，更令人神往和期盼，允许翘首以待意外的惊喜，可以勾画最新最美的蓝图，借此增添前行的动力。我常想，如果能总结好“昨天”，如果能把握好“今天”，如果能规划好“明天”--或许人生的这“三天”，就会天天充盈而美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