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制定的法律应该公布，司法的过程应该公开，法律知识应该普及，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，它确保了正义不仅要实现，而且要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”。公开透明的法治，虽然源自于西方法律文化，但中国数千年的法律史中，同样不乏有关公开的思想与实践，其中不少智慧的火花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思考。

　　“布宪施教”的思想史

　　管子最早提出了“布宪”之说，《管子·立政》中：“正月之朔，百吏在朝，君乃出令布宪于国。五乡之师、五属大夫，皆受宪于太史。大朝之日，五乡之师、五属大夫，皆身习宪于君前。太史既布宪，入籍于太府，宪籍分于君前。五乡之师出朝，遂于乡官，致于乡属，及于游宗，皆受宪。宪既布，乃反致令焉，然后敢就舍；宪未布，令未致，不敢就舍；就舍，谓之留令，罪死不赦。”管子所言之“宪”，就是“布于庶官之典令”，“布宪”即将所制定的法令予以公布，特别是各级地方官吏，更有学习、了解法律的义务。“布宪”是为了施教，教导与说服需要有心理上的准备，经由教导之法律效用，正是由条文公布而开始，“令未布而民或为之，而赏从之，则是上妄予也。”“令未布而罚及之，则是上妄诛也。”故刑罚制裁之威慑效用，必须先有法律之公布，“宪既布，有不行宪者，谓之不从令，罪死不赦。”

　　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，同样极为重视法律的广布。商鞅不仅让法令公布，更强制民众学习法令，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，“民敢忘行法令之所谓之名，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。”他还要求设置专司宣传、教习法令的官吏，“诸官吏及民，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，皆各以其所欲问之法令，明告之。各为尺六寸之符，明书年、月、日、时、所问法令之名，以告吏民。”若不明白宣告，则“罪主法令之吏”。如法令“明白易知”，则“万民皆知所避就，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”。官吏知悉民众熟悉法令，“吏不敢以非法遇民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。”如此，则国家大治。

　　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，更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广布法令的意义。韩非子区分了法与术，认为公开是法的本质要求，君主驭臣之术，“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”，而法令，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故法莫如显，而术不欲见。”贤明的君主，广布法律，“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”。正因为法律的公开性，使其比儒家的礼或德具有更加明确的概念，也更适于作为人们言行的规范。

　　广布法令的历史演进

　　中国很早就有公布法令的先例。殷周时代，就出现了公布法令的事件，甚至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法律公布形式，“诰”、宪刑与悬书，即是殷周时期公布法令较为常见的做法。“诰”，“告也，示也”，是三代时期公开的政令，夏代年代久远，史料匮乏，但商代以来，以诰的形式颁布法令就有明确的记载，《尚书·汤诰》记载了商汤伐夏桀归来后的诰令：“尔万方有众，明听予一人诰。”“汤诰”主要内容是声讨夏桀之罪行，彰显征伐夏王的正当性。《尚书·多士》中又有：“周公以王命诰，称成王命告令之。”这里的“诰”，不仅仅是告诫，而是以“诰”的法律形式向殷商遗民公布他们应遵守的行为规范，如果有所违犯，则以刑罚惩治。《周礼·秋官》中记载了三代公布法律的另一种形式--“宪刑”：“布宪掌宪邦之刑禁。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，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，及其都鄙，达于四海。”所谓的“刑禁”，就是起到法令作用的“国之五禁”，包括“宫禁”、“官禁”等，“宪”则被释为“表也，谓县之也”。即“示人使知者也”，这也就是为了防止民众违犯刑禁，派官员将法律由中央至地方，逐级传递、公开。三代还有另外一种公布法令的方式--“悬书”。“悬书”也叫悬法，始见于《周礼》，“大司寇，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、都鄙，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，使万民观刑象，挟日而敛之。”《古经解钩沉》解释说，“宫门双阙者，悬法象使民观之处，谓之阙。”《通志》则言，“阙者，谓之象魏；悬法于其上，浃日而收之。”故所谓悬书，就是将法令刻于简牍然后悬于城门之上，公示于民，使之知晓的法律公布形式。殷周时代，不止以多种方式公布法令，在此之后，往往还要通过木铎宣传的形式将法令广播四方，使民众知悉法律的内容，不致误触刑网。

　　春秋时代，发生了多次公布成文法“运动”，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昭公六年，郑国子产铸刑书，公布了国家法律，叔向提出批评：“昔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”法律一旦公布，“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，以征于书，而侥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”是故，他认为法律公布不利于治国，“国将亡，必多制”。

　　尽管郑国铸刑书公布法令遭到批评，但作为一种法律的进步，法令的公开逐渐成为趋势。子产公布法令23年后，即公元前513年冬，晋国大臣赵鞅、荀寅将该国法典铸在铁鼎上，公布于众。孔子对于公布法令同样持反对态度，他抨击说：“晋其亡乎，失其度矣。……今弃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”显然，在叔向、孔子看来，以刑鼎等方式公布法令，打破了“议事以制”的秘密法原则，违背了西周以来“礼”的规范，但法律不断走向公开的进程，体现了时代的进步，在殷商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展开。

　　汉唐以后，国家法律更是不断走向公开，汉之刘邦甫入秦都咸阳，就公开与民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”唐代几经修订，以《贞观律》为蓝本，制定出《永徽律》，全部予以公开，并且还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。为了统一中央与地方对律文的理解，唐高宗又下令对《永徽律》专作解释，并设问答，解答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，附于律文之下，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。宋代发明了印刷术，其制定的《宋刑统》，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典，公布的范围更为广大。

　　明代，朱元璋有感于明初乱世“民不从教”，不仅反复斟酌制定了《大明律》，“刊布中外，令天下知所遵守”，还仿照周公东征时训诫臣民的作法，制定《大诰》，以案例的形式宣传法制，教民习法。朱元璋还下诏，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，科举考大诰，乡民集会宣讲大诰，以多种方式宣传法令。在地方，还发布各种榜文，宣传国家管理与社会生活相关法制，如洪武三十一年《教民榜文》，明确规定了基层乡里社会的教化、治安、司法等各种内容，确立了以乡里老人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理讼制度。清代以来，除了沿用明代的榜文等方式，还以碑刻、讲读律令等多种形式宣传法令。

　　清代一些地方经常将官方的律法刑禁刻于碑石，以起到宣传警示作用。如陕南之安康有同治元年《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》，其中明确律法对赌博之禁：赌博乃朝廷首禁，若不戒除，良民何以资生。嗣后倘有犯赌者，立拿送案。清代法律还明确规定了“讲读律令”，要求官吏必须熟读律令，通晓律意，据以处理司法案件；民众如能做到熟读律令，可以减免刑罚。此外，清代还通过张挂法律摘要、特别条例及各类告示，公布案件裁决、宣传主要法令、圣谕等方式，进行法律宣传。如陕西，就曾针对地方豪强发出“榜文”：或把持行市，或包揽钱粮，或窃藏贼盗或打出人命，或强赖婚姻或抢夺财物，小民一有违犯，辄便纠集人众执弩凶器平空欺打杀害性命。即将老病妇女乞养子孙打死抵对上司以地方辽远无由得知，州县以凶恶豪强只得抚谕小民安家业生命不敢告奸，累犯积恶安然无事由此愈加横暴恬不畏法，害及小民不可胜说。务要革心向善，上守王法，下保身命，若是仍前纵肆欺凌平人不服官府事发轻则照例充军重则奏请迁徙。这些榜文告示，从宣传警示的角度，在社会治理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

　　法治公开与以法施教

　　中华法文化中作为法律公开的“布宪”，其目标并不仅仅在于通过公开形成对法律的监督，以促进公正，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“施教”，即通过公开明示的法令，形成对一般民众的教导、规训，达到法律规范行为的效用，进而实现治国安民的预期理想。

　　管子曾比较了“政”与“教”之不同，提出“政与教孰急？”他说，“夫政教相似而殊方，若夫教者，標然若秋云之远，动人心之悲。蔼然若夏之静云，乃及人之体。”政则不同，必须运用刑罚的威慑，“政平而无威则不行，爱而无亲则疏。亲左有用，无用则辟之。若相为，有兆怨。”简单地说，“政者立法以齐物，教者训诱以敢心。”作为“政”之法令，虽然不免生硬、齐一，但它与“教”并非不可参照而用，亦即通过“感心”的教之方式，让法令发挥其规范作用，而将制定的法律广布之，无疑是以法施教的前提。在教之内容上，法家与儒家“齐之以礼”的想法截然不同，更主张以法为教，法家对人性的判断较为悲观，“贤者少，不肖者多”，“若民不心服体从，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”，违反法律的，必须加之以严刑峻罚。

　　古代中国“布宪施教”，最终还是为了达到治国之目的。以各种方式公布法令，可以使民众目睹，接于目而修其身；各种场合宣读法令，可以使民众耳有所闻，使其入于耳而警其心。广布法律，就可以通过耳闻目睹，使民众知悉法律，检点行为得失，最终达到置刑措而不用的目的。不仅如此，广布法律也可以间接起到吏治之作用，王朝之法既达于郊野，不仅加强了对地方势力的控制，又可使民众行为有所归依，减少了地方官吏任意出入人罪的机会。

　　现代法治虽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但与中华法文化的内在方面不无相通之处，法律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惩罚，它更在于预防、规范，以形成良善的社会秩序。从小的方面讲，现代法律纷繁芜杂，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不知而误触法网，故需要法律知识的普及；从大的方面看，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，同样需要法律的广泛宣传普及，通过普法来“施教”，最终以人们内心普遍的信服和遵从，实现国家之善治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）